北大与清华是对于近八十年中国历史造成最大影响的两所学校，这八十多年来中国的政治与学术，总是与这两个学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世界上还很少有几个大学像这两所学校那样，对于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产生过举足轻重的影响。从新文化运动以来，北大学人一直就扮演着社会启蒙者的角色，而清华则向历史贡献了另一种类型的知识精英，如潘光旦、梁

实秋、钱钟书。两所学校很显然地存在着气质上的差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北平教育界即流行“北大大、清华清”的谚语，1952年院系调整后清华成了纯工科的院校，它们之间的差异就更加明显。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半期，清华已重新成为一所综合性高校，但一个北大人与一个清华人站在一起，人们还是很容易就可以区别他们。因此，很难说是学科的分歧造成人的气质的迥异，北大和清华各自的传统对于学生人格的塑造，起着更为直接而深刻的作用。

北大人与清华人最显著的区别，在于前者是激进的，后者是保守的。北大有鲁迅，有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他们批判旧文化不遗余力，彻底否定儒家文化传统，为后来的左翼思潮导夫先路。而清华却在二十年代产生了一批持文化保守主义的学者，如王国维、陈寅恪、吴宓等。这种激进与保守分野，不但在传统上如是，即使是到了现在也依然泾渭分明。1998年克林顿总统访问北大，中文系94级女生马楠视之为仇雠，对美国横加指责，不留一点情面；而三年后布什总统访问清华，清华学生提问的问题不但要平和得多，也更加有深度。从新文化运动时期开始，历次学生运动，均由北大挑头，北大所走过的一百年，其政治符号的意义远远大于学术机构的意义。今天被北大人公认为一代完人，具有“圣贤气象”(冯友兰语)的老校长蔡元培，就曾经是一位老同盟会会员，在清末亲身参与过那场民族革命，由此看来，说北大是世界上最具有革命传统的最激进的一所大学，一点也不夸张。

激进的北大人从来都自觉地跟政府唱对台戏。鲁迅说北大的精神是常新的，在我看来，北大的精神是常“革”的，北大人最心仪的生活方式是叛逆，所以在北大我们经常可以看见留着长发背着吉他的愤青，至于其不断叛逆的历程以外是否还在坚持着什么，就真是天晓得了。正因为北大人的激进常常是基于习惯而不是基于信仰，能够在大庭广众之下让外国元首下不来台的“反美姑娘”马楠就可以在会后向记者表示：最喜欢的国家是美国，最想去的国家是美国。毕业以后，她也真的就嫁给了一个美国人。而保守的清华人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都要比北大人真诚许多。当西安事变发生以后，闻一多发表评论，指责张、杨，以为国家元首的尊严不容侵犯，一般只读过《别了，司徒雷登》的青年，如何能够想像面对特务的手枪拍案而起的闻一多，也曾经坚决拥护国民党的领导？

激进的北大人最喜欢向规则进行挑战。不久以前，武汉的一位高三学生妄图通过一篇小说获得免试进入北大中文系的资格，作为北大人的孔庆东教授就对其寄寓了无限的同情。而保守的清华人在入学之先，就已懂得要尊重规则的道理。社会舆论一般认为清华人较北大人更有实干精神，不尚空谈，这其实是因为清华人比北大人更加尊重规则。

1952年的院系调整使清华成了一所纯工科的院校，然而就长期作用来看，院系调整并没有对清华的教育传统产生根本冲击。今天北大人的激进与清华人的保守其实同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他们的激进与保守一样，都是各自固有传统的对峙。如果说北大的传统是蔡元培建立起来的，那么清华的传统其奠基人就是梅贻琦。蔡元培本人是留学德国的，他所聘请的教员不少则是从日本留学归来，而清华的教员几乎清一色是美国派。北大人的激进和清华人的保守的分别，其实就是德日派和英美派的分别，就是北大人和清华人自由观的分别。

北大人和清华人有着迥然不同的自由观念。几乎每一个北大人都以为自己至少应当做国务院总理，在他们的观念当中，自由意味着能够直接行使完整主权的若干部分，意味着自由地参政、议政。在北大每天都活动着数量可观职业革命家，从新文化运动时期直到今天，从未断绝。他们在北大总是能够找到知音，总是会有北大的学生为他们提供免费的床铺，甚且供给他午餐。而在清华人的眼中，自由却意味着只受法律和规则的制约，而不受其他一切所谓的公意的束缚的权利。对于政治，清华人远没有北大人那样热心。

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曾谨慎地区划过两种自由的传统，一种是英、美的自由传统，另一种则是法、德的自由传统。这与教育研究学者把现今大学教育区分为英美学派和大陆学派遥相呼应。清华始建于1911年，前身是留美预备学校，故其传统是纯粹的英美自由主义传统。这种传统否认任何先验的事物的存在，而强调注重经验，因此对于社会变革的进程一般而言是反对革命，提倡改良。罗隆基、潘光旦等人所持的国家主义，就是清华人在政治问题上最基本的立场。另一方面说，这种传统强调理性是有限的，对于自然秩序有着很高的推崇。所以清华人不会狂妄到要去建构天才的社会制度，而忽视了每一个自由人的自然创造。胡适在指导《现代评论》，提倡社会改良的时候，几乎每个星期都能收到来自清华园的稿子，只此即可见清华人的稳健立场。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尽管胡适的学术生涯主要是和北大联系在一起的，他所接受的传统、所接受的自由观依然是认同于清华人的。这是因为他是1910年考取庚款留学美国的官费生，与早期清华人同出一系。

北大人从老校长蔡元培那里，也从其他留日教员那里全面接受了德国人的自由观。如果说清华人都像英美人士那样与公共惯例保持一致，那么北大人则像德国人那样以独特性自豪，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是独一无二的，他们以为，只有通过他们的理性选择而建立起来的社会秩序才是合理的和值得尊重的，而那些非自觉创设的社会秩序遭到他们严重的蔑视。孔庆东对于高考制度的质疑，正是根源于这种对于理性绝对推崇的思潮。问题在于，人类事务中绝大部分秩序都不是人们理性设计的产物，而是自然产物。你又如何能够肯定符合你的理性的秩序同时也符合其他所有人？很显然，这种过分强调个性，力图摆脱外在权威的自由观最终一定是对社会秩序的破坏，从而最终否定了一切人的自由。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狂热的叫嚣、煽情的鼓动时常能够获得北大人真心的喝彩，也正因为此，在北大做一个真正的异端要比在清华承受更多的白眼。

法国保守主义思想家贡斯当曾严格区分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北大人以其政治上的激进，主动认同与古代人的自由，而保守的清华人，却孤独地行走在另一条自由的道路上。一个令人难以为情的事实是，二十世纪的中国几乎都处在北大人自由观的影响下，清华人的自由始终没有在知识界以外的人群当中获得共鸣。1994年，一位北大学生似乎感觉到了点什么，于是他写下了在北大学生间广为流传的一篇散文《北大是清泉，清华是岩浆》。然而，他根本错了。一种蔑视秩序的自由观不可能导致清泉的喷涌，倒是会搅起一滩浑水。钱穆先生就曾感慨：“余自入北大，即如入了一是非场中。”许多人误以为北大是最自由的所在，殊不知只有在清华，才能找到真正属于现代人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