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瑞·蒙克的《罗素传：疯狂的幽灵1921-1970》中译本出版，作者对罗素的后半生做了一些穷形尽相的描绘。我因此得以知道，原来对《西方哲学史》印象不佳的不止我一个人。

　　先看看这本书的出版背景。1938年，66岁的罗素应芝加哥大学之聘来到美国。1940年夏天，罗素遇到一位有点理想主义情怀的百万富翁阿尔伯特·巴恩斯。哲学与资本的媾和开场了。

　　巴恩斯与罗素协商了几天，最后同意和罗素签订一份为期5年的合同，工资为6000美元。罗素的职责是，每周举办一次哲学史讲座，从苏格拉底之前的哲学家开始，经过5年的时间，最后讨论20世纪的哲学家(那些讲座后来成为罗素的畅销书《西方哲学史》的基础材料)。罗素向巴恩斯提及，他手头较紧，因此需要在社会上举办讲座，以便从基金会之外的渠道获得收入。巴恩斯当即将薪水增加到8000美元。1940年8月16日，两人签订合同，将这个数字写了进去。“一位富有的主顾(以18世纪的方式)解决了我的个人问题。他给了我一个教书职位，工作不多，报酬不错。”在9月6日写给吉尔伯特·默雷的信件中，罗素如此总结了那一场交易。

　　到了1942年秋天，罗素可能感觉钱还是不够花，于是就在外面接了私活儿。资本家不乐意了，心说，我大把银子养着你，你还在外面偷人？当年年底，巴恩斯基金会致信罗素，通知他已被解聘。

　　罗素收到解聘通知之后，随即向报界发表了一项声明，宣布他打算状告巴恩斯，理由是对方没有遵守1940年签署的为期5年的合同。他要求巴恩斯赔偿24000美元———他依照合同可以获得的金额——— 并且对打赢官司充满信心。可是，他的案子要到1943年8月才能开始庭审：在那之前的时间里，罗素、彼得和康拉德(指罗素的妻子和儿子)不得不再次面临陷入赤贫的危险。

　　1943年5月，他的财务状况开始改善。他从出版商西蒙和舒斯特那里，得到一笔预付稿酬，高达3000美元，是他那时为止得到的金额最大的预付稿酬。将要撰写的著作名叫《西方哲学史》，基本材料取自他在巴恩斯基金会举行的讲座。

　　也就是说，《西方哲学史》其实是为赚钱而写的，为了解燃眉之急。但书到底写得怎么样呢？瑞·蒙克有一段概述：

　　读者的感觉是，该书布局不当，几乎堪称草草结束了事……黑格尔著作等身，该书仅用15页篇幅阐述。尼采被当作泛泛而谈的讽刺对象，几乎难见具体内容。一方面，该书只字不提克尔凯郭尔、胡塞尔和海德格尔这样的哲学大师；另一方面，它却分别使用整章篇幅，大谈哲学史上影响较小的人物，例如，柏格森、杜威以及——— 令人觉得非常稀奇古怪的———拜伦勋爵。这些做法让该书的质量大打折扣。此外，该书其后的部分屡屡出错，结果主观武断，观点变幻无常。就这两点而言，显而易见的解释是，罗素确实心急火燎，希望早点脱稿。

　　这评价的确够低的。但并非瑞·蒙克一个人这样看：

　　当该书最终出版(美国版于1945年10月；英国版在一年之后)时，撰写书评的学院派哲学家们几乎无一例外，普遍持不屑一顾的态度。C .D 。布罗德(Broad)是罗素以前的弟子和崇拜者，曾经协助罗素重返剑桥大学，看到该书之后也无法忽视这一事实：全书笔调满不在乎，见解非常肤浅，结论过于草率，简直到了令人愤慨的地步。

　　专家的评价低，架不住广大读者买账啊。瑞·蒙克写道：“虽然瑕疵比比皆是(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恰恰因为这些瑕疵)，该书出版之后一炮走红，随即进入畅销书目录。它将罗素的财务状况置于稳固的基础之上，让他余生衣食无忧。”不光罗素有生之年如此，到今天，《西方哲学史》仍然是最畅销的哲学书。

　　不过，说“撰写书评的学院派哲学家们几乎无一例外，普遍持不屑一顾的态度”，就意味着，例外至少是可能存在的。事实上，思想史家以赛亚·伯林(IsaiahBerlin)就为《西方哲学史》写了长达二十多页的书评，发表在1947年4月的哲学杂志《心》(M ind)上。由于是在专业杂志上刊出的，后来又没有收入文集，长久一来，这篇书评都极少有人读到。直到2013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重版《扭曲的人性之材》，此文才作为附录重刊。问题是，即便在新书中，书评的题目也没有出现在目录中，而仅仅作为“第二版附录”排在后面而已。这就意味着，如果你不仔细读《扭曲的人性之材》英文第二版，也可能不会注意到这篇书评。

　　其实，这是一篇特别精彩的书评，详尽、公允、文笔老辣，值得细细揣摩。伯林的话，这里就不一句一句地翻译了，撮述一下，他的意思是：《西方哲学史》既然是写给普通读者了，就别老拿专业水准强求它了。行文散漫，缺乏体系，缺漏多，东一句西一句，有头无尾，没有论证就“咣当”一下给你来句惊人论断，要么就是论证到关键处，让读者满怀期待之时，突然，没了；历史背景的交代相当随心所欲，也没与论述相交融，一开始还交代背景，等讲到近代，干脆思想背景什么的全不见了……所有这些毛病，其实都不要紧，你不就是来看罗素有什么见解的吗？就看他一个人耍呗。罗素文笔优美，目光敏锐，就算有些问题忽略了或是没论证好，但他由始至终都是坦诚的，而且表述清晰极了。你还想怎么样？这就是罗素版的哲学史。

　　我自愧写不出伯林这样既有专业水准又饱含人性的书评。但愿更多的人可以读到它。

　　说起来，中国读者对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挺熟悉的。最近读到秦颖先生的《貌相集》中关于何兆武先生的一篇，才明白《西方哲学史》为何在中国传播得那么广：

　　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在八十年代初曾热过一段，何先生是第一译者。他说，翻译这本书是上面派的任务……很久之后，商务印书馆的一位领导，也是他的同学告诉他，这书是毛泽东交代翻译的。为什么呢？因为五十年代初，罗素和爱因斯坦发起了一个世界和平运动，运动的主题是反美帝国主义霸权。毛泽东很欣赏，便和周恩来联名发了一份电报，邀请罗素访问中国。罗素欣然同意。但临上飞机前还是取消了。因为罗素当时已经九十七岁，不可能完成访问的任务。

　　他送给毛泽东一套《西方哲学史》。至于为什么只译了第一卷，何先生说，太费劲了，第二卷、第三卷就推掉了。

　　一开始，《西方哲学史》只译出了上卷，由商务印书馆于1963年9月出版。后来《西方哲学史》中译本印了好几个版本，想知道哪个是初版的，只需认准封面上的“内部读物”字样。

　　秦颖先生的叙述可能与事实有些微出入：罗素1970年逝世，享年九十七岁，所以他即使想来中国，也不会是九十七岁时的事。按瑞·蒙克的记载，爱因斯坦和罗素等发表反核宣言，是在1955年。从时间上考虑，毛泽东建议翻译出版《西方哲学史》，应该在1955年至1963年之间。

　　有时候，我们觉得一本书十分有名、流传甚广，其实除了书本身有价值这个因素，还有许多别的因素也会左右它的传播。比如，因为是别人交代过的，你才有机会读到某本书。你现在明白了罢。

(作者：刘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