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
    在过去的两个月中，我一听到“大国”与“崛起”就感到厌倦，就像之前“创意”这个词给我的感觉，它们甚至令我产生了生理上的不适。信息的繁荣与泛滥，带来了两种后遗症：容易厌倦和容易遗忘。在小说《1984》中，乔治·奥威尔谈到了极权主义者通过删减词汇来控制人们的思想，词汇的减少限制了所表达的深度与广度。而现在，技术革命所带来的传播方式，可以高密度与高频率地重复同一种思想、同一个词汇，它的结果多少有点像是王小波曾经描绘过的那个前苏联外交官，在连续看了两百场《天鹅湖》后，每当听到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他就烦躁不安。
    我喜欢公共讨论，我钟情的作家与知识分子，无一不是那种深刻地卷入公共生活的人物，这正是一个健康社会的表征，知识用来指导行动，启蒙则是一个必需的步骤。我总想象着伯特兰·罗素在通过BBC向全球5亿听众讲述他对世界的思考的场景，以赛亚·伯林以他特有的流畅与吞音向公众讲述黑格尔，或是A.J.泰勒在电视屏幕上与人讨论当下政治活动的历史意义……
   公共讨论的前提是，这个社会拥有多元的价值观，它还必须拥有某种共识，遵循某种游戏规则。公共讨论是培养每一个卷入其中的人独立思考的能力，而非加固他们既有的成见(尽管结果经常如此)。我也从来不相信公共讨论中存在平等，不平等的来源不是权力、名声，而是洞见。如果你缺乏这种洞见，你最好保持沉默，洗耳恭听。任何辩论参与者，唯一可以代表的立场只是他自己，他要相信自己独特的经验是具有价值的，况且，每当一个人试图代表一群人说话时，他的声音就会显得多么煞有介事和缺乏真诚，如果你的声音引发了普遍的共鸣，不是因为你刻意想代表他们，而是你的独特经验恰好具有普遍性。
    我刻意地富有逻辑地写了这么长的一段，是因为我越来越难以容忍那种质量低劣的公共讨论四处泛滥。在很大程度上，人们开始沉湎于那种语言的泡沫所带来的快感，而这种泡沫麻痹神经、窒息思想。一种普遍性的情绪已经越来越显著，人们看似说了很多，却好像什么也没说。中国社会突然从一个信息极度匮乏的社会，变成了一个信息过剩的社会，前者因为信息过少而无法建立思考的基础，而后者则因为在思考的能力和基础的价值观在形成之前，就被信息冲垮；仅仅20年前，我们在谈话中还过度谨慎，而现在每个人都担心自己说得不够……
    线性的逻辑是多么幼稚。一度我们以为，只要自由表达了，就必然会涌现出新的思想，只要信息流通了，我们就可能加深对事物的理解。但是，真实的情况比想象的复杂，社会是一个精密的仪器，每一个零件都必须有其功能，它才可能精确运转。按照经济功能，中国已是一个由不同分工构成的多元社会，但是，在思想层面上，它却仍是高度单一化的。
    曾经被历史老人哀叹为“一盘散沙”的中国人，经现代意识形态、广播与大众阅读的洗礼，到了“文革”时代变成了“情感热烈、褊狭的群氓”，如今，我们正目睹了他们以新的形态出现，因为借助了新的技术手段，人们以为自己变得无所不知，充满了新的自负。很多时刻，参与公众话题辩论人的口气，令我想起了波兰诗人切斯拉夫·米沃什对“现代文盲”的定义：“他们会读，会写，甚至还在大学、中学、小学里教书——— 在他们的脑海里，历史虽然是隐约存在的，可是却混乱不堪。莫里哀变成了和拿破仑同代，伏尔泰则变成和列宁同时代”。
   中国的知识分子面临各种诱惑以及这些诱惑代表的新的专制力量，为公众的选择唱赞歌，为商品赋予它们缺乏的意义……当消费主义和极权主义结合到一切时，它们释放的力量是惊人的，它们一方面摧毁你，另一方面又消耗你、诱惑你。就像诗人北岛在形容今天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的局面时所说的：“权力与商业化的共谋，娱乐的泡沫引导着新时代潮流，知识界在体制陷阱中犬儒化的倾向，以及汉语在解放的狂欢中分崩离析的危险。”
    很显然，这一代知识分子在面临这种新挑战时，被打得一败涂地。公共讨论，总是不自觉地演变成宣传口号和语言上的狂欢，最终化成泡沫消散。
    (《中国纪事》 海南出版社2008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