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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柳剑能
在过去关于华为这家神秘公司的有限的报道中，华为在发展初期与各地电信系统的合作模式屡被提及。今天，在上市计划的推动下，华为清理历史旧账已势在必行，这一艰难的举动却无意中揭开了华为发展模式与股权变迁的谜团
李斌（化名）是广西北海市邮政局一名普通员工。在过去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都陷在一种左右为难的处境里。
他终于在今年9月初决定把这个难题告诉本报———早在1996年，包括他在内的当地邮电系统很多人都认购了华为公司的股票，但在今年8月，他们被华为公司告知，这些股票将被全部回购。“有些人已经交了回去。”李斌说。但他和另一些人却没有立即做决定。华为要上市的消息早已在业界传开，失去这些股票不仅意味着以往每年丰厚的分红将不复存在，也意味着他们将享受不到华为上市所带来的财富。
在关于华为这家神秘公司的有限的报道中，华为在发展初期与各地电信系统的合作模式屡被提及，当然，在那样的历史时期，这样的模式并非华为一家独有。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无论对媒体还是企业界来说，华为这家声名显赫的成功企业都一直是个谜。
华为虽然在2003年营业额已达317亿元，位居中国四大电讯企业“巨大中华”（巨龙、大唐、中兴、华为）之首，但一直没有上市融资。
华为公司首脑任正非除了偶尔在内部写几篇文章，后传播公开外，至今不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
尽管华为发展初期的成功经验早有人在归纳，但一直鲜见具体案例。广西北海邮政局这一事件也许能为之提供注脚。其中最令人感兴趣的是，他们这些邮电系统的普通员工当初是怎样和华为这家中国民营电信巨子牵扯上？华为又为什么要在上市前与他们分手呢？
“强制性回购”
“我是在1996年以每股1元的价格认购了华为的股票，当时我觉得华为是很有头脑的民营企业，它跟电信部门的三产公司合资，这就结成了‘利益共同体’，运营商肯定会对华为另眼相看，所以其股票一定增值。”李斌回忆说。
他确实赌对了。
从1996年以来，他得到的每股分红，每年都有几毛钱，最高时甚至超过每股100％，简直是一棵“摇钱树”。
但是，现在摇钱树却要被连根拔走了。他疑惑不解。事实上，是有些不情愿。
记者于9月21日奔赴广西北海市，在当地四川南路的邮政局，其工会负责人蒋先生印证了一些说法。
他说：“华为方面回收股票确有其事，是今年8月份接到的通知。员工确实有提出意见的，因为退股这样的大事没有经过股东代表讨论，说退就退了，难以理解，此其一；从法律上讲，究竟该按什么价格退，是不是华为说多少就是多少，是否应该有一个评估，此其二。”
但诉诸法律解决是有难度的。因为当时当地邮电系统是以电信“三产公司”的名义持有华为的股票，员工认购时只在三产公司领到认购凭据，而电信系统的三产公司后来因为政策原因已经解散。
蒋先生称自己刚走马上任，不愿意深究，他甚至不能确定到底是华为技术还是华为电气在回收股票，并且也拒绝提供负责发放分红的前工会主席的联系办法。
在邮政局隔壁的中国电信北海市分公司，记者从其财务部的杜经理了解到：今年7月底，他们就已经收到深圳华为电气公司的银行进账单，一问，才知道对方决定以每股4.067元（含税和本金）回收曾发放的股票，原因是华为电气旗下的安圣电气，已于2001年卖给美国的爱默生公司，华为电气必须退股。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强制性的回购。
但为什么安圣电气在2001年已被卖掉，而直到2004年华为电气才清盘？这点华为并没有给北海电信公司作出解释。
华为电气的前世今生
记者就北海问题采访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为技术”）新闻发言人傅军。他首先强调：“这是华为电气股东大会作出的决定，跟华为技术公司没有直接联系。即使华为技术要上市，也跟这个回购没有关系，更何况华为技术上市还没有时间表。”
他随后解释了华为电气与母公司华为技术之间的关系。其演变过程是：最早是由华为技术跟全国各地几十家电信局（后来增加到170多家）的三产企业成立了默贝克。大概在1996年，默贝克改成了华为电气一类的名字。在2000年，华为电气和华为技术分别出资90％和10％成立了安圣电气，而安圣电气在2001年卖给了美国的爱默生。所以电信系统的员工持有的股份应该是华为电气的股份。
在安圣电气卖掉之后，华为电气的董事会作出决定，要公司解体，股份清盘，因此要回购股票。
至于回购价格，“那个肯定是由该公司的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决定的”。
记者从另外的途径了解到，2001年2月，华为以65亿元的天价将华为电气卖给爱默生公司后，在清理员工股权时，最初提出以1∶1兑现，结果遭到以张群为首的华为电气高管层的强烈反对。华为电气员工全体行动，提出按1∶7的兑现条件，双方几经交涉，最后的结果是以1∶4比例在四年内逐步兑现。
这一说法没有得到华为技术的确认，但与北海市电信公司透露的回购价格异常接近。
北海的李斌和以张群为首的华为电气持股员工没有想到，他们与那个曾经推动华为技术飞跃成长、并且给他们带来可观分红的“利益共同体”
理论，会以解体的方式与他们作别。
“利益共同体”的再分配
“利益共同体”理论是任正非的伟大创造。员工持股则是利益共同体理论的实现手段。因此，理清华为员工持股制度的变迁逻辑，是理解华为之谜的一把钥匙。它不但能解释华为电气股票回收的动因，也为华为上市的一系列动作埋下了伏笔。
华为是中国当之无愧的标志性民营企业。这不光指它从一个注册资本两万元的小型交换机代理商发展成一家总资产上百亿的民企，还因为它早在1990年就开始了员工持股制度的探索。
当时，华为刚刚成立三年，资金相当紧张，而民营企业融资又非常困难，员工持股成为内部集资、克服企业发展资金瓶颈的良策。随着电信设备制造商在1990年代的飞速发展，公司的资金来源问题已迎刃而解，员工持股制度的功能则从内部融资开始演化一种重要的奖励分配制度。
员工持股的本质是分享“剩余价值索取权”。从1994年开始，华为每年的销售额几乎以翻番的速度增长，员工的股权回报率最高时达到100％。从1996年到2000年，华为按70％分红，即当初每股1元的认购每年能分得7毛。据华为内部员工估算，华为员工平均每人持有公司股票大约16万股，以2003年计，光分红每人平均能拿到6万元。到2001年，一个副总监级别的干部5年时间所持有的股票可达50万股。可以想象，中高层的收益不菲，这从华为雄居2004年民营企业个人所得税纳税榜首可以得到验证。
这一美妙的“利益共同体”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带来很大的弊端——兑现股份和分红带来的庞大财务压力。按华为的内部政策，员工离开公司时，股份可以兑现，按此计算，以华为工会2003年注册资料为例，超过32亿的资本额，即使按2002年内部股价2.76元计算，如果全部兑现，华为需要支付88个亿。
当华为如日中天时，这个问题尚且不紧迫。
但形势变化很快，2000年以来的电信设备市况已经逆转。2001年年底开始的大规模宽带网络建设对IT产业几乎是致命的，技术成熟度提高使厂家利润普遍直线下降，这直接导致近年来华为的国内销售停止增长，2002年，华为的利润较上一年缩水58％。
换句话说，国内电信设备市场已经远远不能像1990年代那样保持高速的增长。这从CCID提供的数据得到直接的验证：电信运营商固定资产投资的年平均增长率，已经从1996年～2000年的24.9％，快速下降到2000年～2002年的2.1％。
因此，华为以高速成长支付高额分红的发展模式已经受到严重影响。其必然的变革取向是清理股权，把“利益共同体”重新分配，并且在适当时机海外上市，将公司彻底拉上国际化的轨道。
复杂的内部股权变迁
实际上在2000年左右，任正非已经提前意识到问题所在了。这从其后来著名的内部讲话《华为的冬天》可见一斑，他问：“公司所有员工是否考虑过，如果有一天，公司销售额下滑、利润下降甚至会破产，我们怎么办？”他指出这是“居安思危，不是危言耸听”。
也就在此期间，华为的股权更迭，已酝酿了数次变化。
为外界所知的至少有3次。
最早的一次洗牌可追溯到2000年。当时，华为鼓励员工“内部创业”，员工如果申请离职创业得到批准的话，不仅可以像普通离职员工一样，以每股1元的价格兑现手中的全部股票，同时还可以额外获得相当于股票价值70％的华为设备，公司以这种优惠的政策，支持离职员工成为华为的代理商。
2001年，深圳市出台了《深圳市公司内部员工持股规定》，华为意识到以前持股方式存在法律风险，遂与国际著名顾问公司合作，对公司的股权制度进行调整变革，用规范的虚拟股票期权来取代原来实行的内部股权，也就是按2001年末公司净资产折算，以一定增值规则，将原来1元／股的认购转换成每股2.64元，用这种一步到位的方式，将净资产与员工股权联系在一起，成了一种接近实际意义的员工持股安排。
这一安排是在“内部创业”计划实施之后公布的，这样一来，那些离职创业的员工的兑现落差达到了1.64元／股。华为原副总裁刘平就在2002年1月前后离职，他当时持有华为员工内部股份354万股，经过6个月的审核期后，华为以1：1的比例兑现给刘平等值现金（税前）。他为此上诉，但以败诉而归。
第三次变化是2003年。华为又动用了几十亿元的未分配股权，以每股2.74元的价格，再次给予80％以上的员工股票购买权。条件也与前两次不同，主要是将股权向新的骨干核心层倾斜，有一个3年的锁定期，目标是稳定核心员工队伍。
清理外部股权
在重新配置内部股权之前，运作清理外部股权早已悄悄进行。只是这部分过于复杂，鲜为人知。
1995年，华为7005万的注册资本基本上是原来最早推行的员工股份。1997年，《深圳市国有企业内部员工持股试点暂行规定》颁布，虽然不是国有企业，但华为仍参照了其规定进行员工持股制度改革，并完成第一次增资。
据悉，华为当时在册的2432名员工的股份由此全部转到深圳市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工会的名下，占到61.86％；其余的股东则为华为新技术有限公司工会（33.09％）和华为新技术有限公司（5.05％），其中华为新技术以现金出资。
知情人士透露，华为新技术有限公司名下的工会的股份实际上相当一部分就是华为开拓市场初期拉拢进来的各地电信管理局与华为成立的合资子公司（华为电气）的股份，这一部分的关系与内涵更是“剪不断，理还乱”。从表面上看，它已经完成了外部“利益共同体”的使命，所能带来的收益已经有限，是该清理的时候了。
按照华为公司新闻发言人傅军的说法，华为电气当时采用合资的做法并非孤例。上海贝尔阿尔卡特、青岛朗讯、广东北电等，都是外企跟电信部门或其下属关联公司成立的合资企业。上海贝尔阿尔卡特后来还收购了一些中方的股份，变成控股。这或许也从某种程度上印证了电信制造商与运营商“利益共同体”时代的特征。
此后，华为又经过三四次未分配利润增资与股权变更。2001年9月，华为接受财务顾问的建议，以股利8.8亿元实行增资，将华为新技术有限公司工会手中11.85％的股权并入华为技术工会名下。尤其在华为电气清盘之后，媒体一直猜疑的华为“历史上过于复杂的股权结构可能包含一些不合适的安排”，可能已经通过某些运作逐步消除了。
最新的华为工商注册资料显示，华为的股东已经变更为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与自然人纪平（创业元老、华为财务总监与常务副总裁）。华为技术工会的股权转移到华为投资控股里，避免了工会不是一个法人机构，难以承担有关的法律责任的问题。这在客观上有利于扫清上市的潜在障碍。
最新的进展是，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将分拆为华为技术、华为移动、华为软件、华为投资、华为控股、华为培训学院、华为服务、华为物业八家公司，上市融资和发展框架雏形已现。
但华为清理外部股权的举动仍有诸多阻力。类似于广西北海市邮政局职工这样的“旧友”在全国并非小数目，要说服他们放弃每年丰厚的分红和预期收益，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