券商江湖之最后传奇
本报记者 谢飞 深圳报道
这是一个英雄终结的年代。
曾经的猛人阚治东在南方证券一役折戟之后，或许可以说，中国资本市场猛人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
英雄当年
阚是经过风雨的人物，1969初中毕业后到黑龙江黑河逊克县插过队，并且在黑土地上研究了10年的种子，谁也没有想到，阚的后半生竟然在资本市场呼风唤雨。
阚治东35岁那年，一场考试了决定了后半生。
1987年，在团中央组织的“第五届出国赴日研修生”的选拔考试中，从黑龙江回到上海工行的青年阚治东通过了这场淘汰率很高的考试，随即被派赴日本学习证券。
阚在日本一家中型券商工作学习一年，对资本市场还相当懵懂的阚有了欣喜的认识。
而1987、1988年，正是中国资本市场萌芽之时，对证券市场没有任何概念的国人，一切在摸索中潜行。1988年，东渡归来的阚治东等人迅速成为当时中国资本市场的顶梁柱。
阚赴日归来，旋即被任命为上海市工商银行信托投资公司副总经理，分管证券、投资。当时其下面的静安业务部，成为上海最大的也是全国最大的国库券交易市场，静安营业部也成为中国证券史上重要的一笔。
1990年7月1日，原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注册成立的申银证券公司，转到上海工商行旗下，阚治东担任申银证券公司总经理。
那是一个产生英雄的年代。
据当时的资料显示，申银创造了中国证券市场诸多“第一”：第一次经人民银行批准公开发行股票(飞乐音响)；开办全国第一家证券营业部；全国第一家涉足国债业务的证券营业部；第一个发行金融融资券；发行第一个B股股票(当时叫“人民币特种股票”)；第一家异地发行股票(青岛啤酒)……
申银1990年盈利就达500多万元，第二年2500多万元，第三年1亿多元，第四年近3亿元，阚之“赚钱机器”的名号由此奠定。
1995年2月23日，爆发了著名的“3·27”国债期货事件。万国证券公司巨亏13亿元，总裁管金生下课，阚治东所在申银合并了万国证券。
但幸运之神并不是永远眷恋，阚的厄运也在不久到来。
1997年6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维护市场正常秩序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一批违规银行、证券公司、上市公司及其负责人受到严肃处理》的文章。文章中说：“经查实，去年9月份以来，海通证券公司、申银万国证券公司、广发证券公司违规获取银行巨额资金，采用连续买入卖出和大量对敲等方式，分别操纵上海石化、陆家嘴、南油物业等股票价格，造成上述公司股价的异常波动，扰乱了证券市场正常秩序，损害了其他投资者的利益，推动了股票市场的过度投机。有关部门决定对海通证券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李惠珍、申银万国证券公司总裁阚治东、广发证券公司总经理马庆泉作出免职和记大过处分。
对上述3家证券公司分别处以罚款，并暂停股票自营业务1年的处罚。”
被点名批评的阚治东遭受第一次事业转折，就此从申银万国下课，离开证券市场。
借深创投东山再起
离职后的阚治东据说曾希望以普通员工的身份留在申万，但遭到有关部门婉拒。
阚在其后的一两年时间，先后担任过一家香港公司的中国总代表，深圳发展银行上海分行高级顾问等职。
此时，阚的天地依然在上海。
1999年，对彷徨无定的阚治东来说，迎来了一片新天地。当年，深圳市创新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新投)成立，阚治东被邀南下深圳担任总裁。
创投，对阚治东来说，像10年前的股票一样，依然是一个新鲜的行业。
阚在创新投重新打造了自己“赚钱机器”的名头。
以长期回报为特点的创投行业，阚打造的创新投成立四个月就有了2012万元的利润，接下来的12个月里，又赚到了9158万元。在2000年上半年就实现利润5000多万元，2001年盈利1.4亿元。
阚颠覆了创投行业，但阚的盈利并不是来自创投。“打新股、战略配售、策略投资、战略投资，也可以搞点国债，也可以委托证券公司理财。”阚治东的盈利主要来自资本市场，阚创造了一套自己的创投模式。
他认为创投有三阶段，第一阶段要投资资本市场获取盈利，第二阶段要投资企业盈利，第三阶段要做基金公司。
无论这个模式是否经得历史的检验，阚在当时为创新投赚到钱了。
正是因为在创新投的成功，深圳市政府看中了阚的赚钱能力，以为这可以复制到南方证券身上，阚于2002年被深圳市政府派往南方证券灭火。
而对当时的阚来说，虽然南方证券千疮百孔，但这是一个重返资本市场的难得机会。并且，阚在深创投的压力也非常之大，违背创投行业基本规律的暴利是不能持久的，阚激流勇退。
南方证券“滑铁卢”
但现在看来，南方证券无疑是阚治东资本戎马生涯的滑铁卢。
2002年，阚治东执掌南方证券的任命书掀起了资本市场的大波，在蛰伏五年之后，阚治东又回到了证券业。
但是，后来所发生的事情表明，阚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老阚的风格已经无法拯救南方证券。南方证券的部分员工甚至认为，阚的到来，加速了南方证券的死亡。
2005年年初，南方证券一名内部员工抛出了一篇名为《论南方证券》(以下简称《论》)针对阚治东的几乎是讨伐式的“檄文”。这篇文章在南方证券内部广为传阅，将阚治东在南方证券的所有行事做了彻底的否定。
该文虽存有偏颇之辞，但从这篇文章披露的部分情况以及笔者当时采访阚的一些情况来看，阚式资本猛人的风格注定将把南方带入一场豪赌。
客观地说，南方证券的“倒”并不是阚一个人的责任，依南方证券的情况，也不是一个阚治东就能力挽狂澜的。但阚豪赌的性格，希望自营定乾坤的思维模式，却在错误的方向上让南方证券越走越远。
就像猎手放不下猎枪一样，惯于在资本市场“嗜血”的阚依然将南方证券复苏的希望放在了自营股票上面。
就像每个输了的赌徒一样，总希望在赌桌上赢回来。
或许，在当时的阚治东看来，这是南方证券唯一的道路。
阚治东做出这样的选择，和他的经历以及性格有很大关系。其一，阚曾经在资本市场栽过跟头，一直希望能再次在资本市场重新证明自己。深圳市政府让他收拾南方，阚希望能迅速扭转南方的颓势。其二，阚在申银特别是在创新投期间，资本市场为阚带来巨大回报，阚相信，资本市场仍然会给南方证券带来转机。
但阚的资本豪赌这一次却失败了。
南方证券豪赌“双哈”遭受重创。
2004年，行政接管组在清理南方证券的自营业务时发现，南方证券在哈药集团和哈飞股份上严重违规。南方持有哈药集团股份比例高达60.92％，持有5.82亿股，远远超过持有34.76％、合计3.32亿股的哈药集团有限公司这个国有股股东，南方证券成为哈药集团的第一大股东。
而哈飞股份的情况也非常严重，哈飞股份2004年的三季度报告显示，南方证券持有其流通股数量为1.3351亿股，占39.58％，是哈飞的第二大股东。
《论》称，当时南方持有的“哈药”主要是投行部实行配股包销形成的6800万股，而“哈飞”只持有不超过500万股，因此，当时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双哈”问题。当时南方的重仓股是“安彩高科”、“上海汽车”等，可就连这些股票后来都被悉数减持了，那么以“哈药”这点仓位，遇到后来6.24那样的行情，变现决非难事。
从双哈后面的情况来看，南方证券的确在2003年左右大幅增仓“双哈”。
与此同时，从2002年6月到2003年7月，“哈药”股价从13元扶摇至24元，涨幅达85％，“哈飞”则从除权后的14元涨到近25元，涨幅近80％。
然而，冀望从股市中扭转南方证券的阚治东的“双哈”却失败了。
如果以后人的眼光来看，阚治东忽略了两个问题，一是在整个市场的熊市已经形成，股票资产已经成为最危险的资产，二是随着基金等大机构投资者的逐渐壮大，股票投资模式已经发生变化，市场主力倾向于大蓝筹，以前坐庄式的操作方式已经跟不上市场的主流，“双哈”股票成为南方证券的死亡快车。
或许，阚凭借着早年操作经验，以为豪赌“双哈”定能一锤定音，但阚这次错了。“双哈”除了南方证券的自弹自唱之外，很难找人接手。
按哈药10元的持股成本，5.82亿股就需要50亿元的资金，按当时20元左右的价格，哈飞1亿股需资金20亿元。
“双哈”的操作中，出现一个人，南方证券的长期操盘手孙田志，《论》称孙被阚治东委以重任，而孙正是以凶悍坐庄而闻名。
“双哈”的高度控盘以及表现的恶化，进一步拉紧了南方证券的资金链，南方证券四处融资，挪用保证金的状况也逐渐恶化。
《论》称，在2002年6月之前，客户保证金占用为19亿元，但在贺云、阚治东新政之后，保证金挪用上升至90亿元。如果该文所言属实的话，这新增的保证金窟窿很大部分是由于坐庄“双哈”之用。
而与此同时，南方证券为筹措资金，要求全国各地的营业部以各种方式融资。
2004年6月，笔者在与阚的一次谈话中，阚也透露了当时资金的紧张状况，以及由融资而产生的与贺云的矛盾。
但南方证券资金链已经绷到了最后的一刻了。
阚治东的豪赌输了。
或许，当年在南方证券无为而治，阚还不至于输得那样凄惨，不至于今日成为南方的罪人，但既然是猛人，必不会怀柔。
猛人终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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