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曲《牡丹亭》

　　晚明见证了中国戏曲的第二个黄金时代。

　　在蒙元时期和明朝前期，一本四折的杂剧为中国戏曲主流。到了明代后期，以演唱南曲为主的长篇戏曲“传奇”取而代之。

　　而汤显祖(1550年-1616年)，正是传奇戏曲创作者的个中翘楚。

　　汤显祖为江西临川人，在仕途中他的足迹遍布南京、徐闻(位于今广东省)和浙江遂昌。1598年，他辞去遂昌知县一职回到家乡临川度过余生。汤显祖平生踏足之处是中国东南沿海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也是戏曲活动最活跃的地区，他杰出的戏曲成就固然和他深厚的文学功底和颂情抑理的反道学思想有关，但与此同时也深受他当时所处的戏曲环境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戏曲家之外，汤显祖的另外一个重要身份是官员。作为一位廉洁清明、铁骨铮铮的士大夫，随官场沉浮而改变的人生际遇，是否在他的戏曲创作中留下印记？

　　在汤显祖与莎士比亚两位戏剧家逝世400周年之际，《1616：莎士比亚与汤显祖的中国》(1616: Shakespeare and Tang Xianzu’s China)最新出版，这本著作是2014年6月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召开的一场学术研讨会的研究成果，当时10位研究中国戏剧的汉学家与10位研究莎士比亚的专家齐聚一堂，在10个戏剧研究主题的框架下展开对谈。

　　在该书的第一章，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徐永明就回答了这个问题。

　　汤显祖在南京

　　1583年(万历十一年)，汤显祖在34岁的时候以极低的名次中了进士，正式开启仕途。因不肯趋附新任首辅申时行，于1584年以七品官到南京任太常寺博士，在南京一待就是7年。

　　虽然此时的南京已不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但它仍以副都身份保留了各部衙门，其中包括宫廷音乐戏曲机构南教坊司。因这些行政机构大多无实际权力，相对充裕的闲暇时间让南京成为文人荟萃、切磋学问之地，这也直接促进了南京的戏曲发展。直至明末，南京都是江苏省的戏曲中心。

　　南京浓厚的戏曲氛围影响了汤显祖的创作，与文人士大夫阶层的交往则或多或少改变了他的人生观与世界观。1587年，他将未完成的早年作品《紫萧记》改写为《紫钗记》。1590年末或1591年初，他在东林党首领之一、时任南京吏部员外郎邹元标的宅中结识了明代四大高僧之一的真可禅师。在真可的影响下，他授记皈依佛门，并获得真可赐予的法号寸虚。从汤显祖晚年的作品《南柯记》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他所受的佛学影响，而这毫无疑问源自他与真可在南京的邂逅。

　　《牡丹亭》中的广东元素

　　1591年5月(万历十九年)，汤显祖在南京吏部祠祭司主事任上上表《论辅臣科臣疏》，严词弹劾首辅申时行和科臣杨文举、胡汝宁，并抨击了万历的统治。此举激怒了万历皇帝，汤显祖因此被贬至雷州半岛的徐闻县(今广东省湛江市)担任典吏，在那儿度过了一年多的时光。

　　贬居广东期间，汤显祖没有多少时间投入戏曲创作。但在他日后的杰作《牡丹亭》和《邯郸记》中，我们可以看到些许他在广东生活过的痕迹。

　　徐永明认为，《牡丹亭》反映了汤显祖曾在肇庆与澳门与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和外国商人有过来往的事实。《牡丹亭》改编自明代话本小说《杜丽娘慕色还魂记》，原著并没有提及任何广东的风土人情，然而汤显祖将自己在广东的经历融合到了其改编创作中。

　　前往徐闻县的路上，汤显祖途径韶州(今为韶关)和肇庆——这两处皆为利玛窦生活传教多年的地方。尽管汤显祖在韶州所写的诗文中并没有提及传教士，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目睹或听闻过当地的天主教堂。另外，他还特地绕道前往了外国商人的聚集之地澳门。

　　在《牡丹亭》第二十一出《谒遇》的开场白中有这么一句话：

　　“小僧广州府香山多宝寺一个主持。这寺原是番鬼们建造，以便迎接收宝官员。”

　　此处的多宝寺很显然是一座由外国人(番鬼)建造的教堂。甚至有学者认为，它指的就是澳门圣保罗大教堂。

　　汤显祖还重新设计了《牡丹亭》男主角柳梦梅的身份，将他设定为一位来自岭南地区的穷秀才。另外，《邯郸记》的男主角卢生被发配到广南、剧中提及了“黑鬼”，也都反映了作者在广东地区的生活经历。

　　浙江遂昌为官

　　1593年3月(万历二十一年)，汤显祖调任为遂昌知县，来到了江苏之外的另一戏曲兴盛之地：浙江。

　　金元时期，一个名为“南戏”的南方剧种在永嘉(今浙江省温州市)诞生；浙江瑞安人高明则创作了《琵琶记》这一由南戏向明代传奇转变的重要过渡期作品；明代的“四大声腔”中，有两种起源于浙江——海盐腔和余姚腔；明朝中晚期浙江地区的知名戏曲家包括史槃(1531年-1630年)、陈与郊(1544年-1611年)、徐渭(1521年-1630年)、叶宪祖(1566年-1641年)、屠隆(1542年-1605年)、周朝俊(16世纪晚期)、吕天成(1580年-1618年)、王骥德(1540年-1622年)、卜世臣(1610年前后)、高濂(1527年-1603年)等。

　　在遂昌期间，汤显祖与屠隆、孙如法、吕玉绳等戏曲家交往密切。汤显祖在南京期间就与屠隆保持着信件往来，赴遂昌就任后，屠隆曾探望过汤显祖。孙如法与吕玉绳为汤显祖的同年进士，孙如法深谙戏曲创作之道，汤显祖在1596年(万历二十四年)秋前往绍兴拜访了孙如法，期间两人讨论了王骥德的传奇戏曲《题红记》。在《牡丹亭》第十出《惊梦》中，汤显祖提到了这部作品。

　　在遂昌，汤显祖施行善政，大为改善了这块浙中偏瘠之地的贫苦状况。他在遂昌的为政经历无疑在《牡丹亭》中流露出来。第八出《劝农》描述了杜丽娘的父亲、南安太守杜宝劝农的场景，可以说是汤显祖在遂昌劝农的真实写照。

　　剧中，杜宝前往清乐乡巡游劝农，获得了村民的热烈欢迎，称杜宝治理有方，“管治三年，慈祥端正，弊绝风清，凡各村乡约保甲，义仓社学，无不举行，极是地方有福”。村民们在官亭迎接杜宝，杜宝称赞道：“美哉此乡，真个清而可乐也。”村民与地方官员齐声合唱：

　　“你看山也清，水也清，人在山阴道上行。春云处处生。正是。官也清，吏也清，村民无事到公庭。农歌三两声。”

　　1598年(万历二十六年)，汤显祖辞去遂昌知县一职回到家乡临川，建玉茗堂，从此潜心戏剧和文学创作。“临川四梦”中有三部——《牡丹亭》、《南柯记》和《邯郸记》——为他罢官回乡的三年之内创作出版。朝政腐败，官场乱象横行，令他心灰意冷，然而十多年来从政经历赋予他的点滴生活感受，不可避免地出现在那个戏曲构建的理想世界中，若隐若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