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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经济思想通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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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建亮 |
要了解一门学科，首先必须了解她的发展历史。因此，学说史或者进一步，思想史（更笼统的说是学科形成发展的历史）在任何一门学科中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研究（叙述）学科发展的历史却具有相当特殊的一面，一方面，作为概述某一学科形成和发展的历程，必须站住本学科的制高点上加以俯视，另一方面，作为描述一事物产生演变的过程，又必须具有敏锐而细致的史学视角。学科发展历史实际上是贯通了本学科与历史学的双重范畴。也就是说，只有有效驾驭本学科和历史分析双重技能的人，才可以进行一个学科发展史的研究。因此，从事学科发展史的研究也就成为一个没有多少人可以胜任的领域，进而受到人们的尊敬甚至是敬而远之。当然，这也许关键取决于学科史研究的需求并不是很强，故而也并不需要许多的提供这种知识产品的人（1）。但是，就其研究的进入壁垒而言的确高到可以“击退”大部分人。
在我国，经济学已经无可逆转的成为显学，学习经济学可以满足各种功利的目的，无论是研究上的和还是实践上的。因此，经济学本身的“身价”背后蕴涵着极高的“机会成本”。在这种背景下，纯理论的研究被指责为“资源误置”是不足为怪的。于是，在经济学成为全国高校招生（本科生和研究生）的热门的同时，从事理论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的人却日益稀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经济学说史的学习和研究在经历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的短暂辉煌之后，已经渐渐淡出公众和学者的视野。于是，在各种实用的不能再实用的文章和书籍充斥我们的眼球的时候，我们已经难以在“花丛”中寻觅到多少坚持和执着的东西。而《经济思想通史》（四卷本，蒋自强，张旭昆等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年4月出版）就是在这种浮躁和实用的“万花丛中”添加的难得的几点“绿”之一。
这部洋洋洒洒200余万字的巨著，几乎囊括了经济学孕育产生进程中所有重要的思想，及其产生发展的背景。全书按照经济学的三次革命（古典革命，边际革命和凯恩斯革命）在时序上分为为四卷，第一卷主要讲述的是前古典时期的经济思想，即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发表之前的主要经济思想。第二卷则主要描述古典经济学革命之后到边际革命之前的古典经济学发展历史。第三卷是边际革命之后到现代经济学框架基本建立过程中的主要经济思想和经济学说。最后一卷则描述了凯恩斯革命及其凯恩斯革命之后的当代经济学发展及其经济思想的演变。因此，全书的基本脉络还是遵循了西方经济学或者说是主流经济学的演化路径。关于这一演变模式，本书的主要作者之二，蒋自强教授和张旭昆教授早在7年前（1996年）合作出版的《三次革命与三次综合——西方经济学演化模式研究》中就得以阐述。在那部著作中，作者在（主流）经济学说史界公认的两次革命（边际革命和凯恩斯革命）和两次综合（约翰·穆勒的古典经济学综合和马歇尔综合）的基础上，增加了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革命和上一世纪中叶以来的新古典综合。这一创见得到了已故我国经济学宗师陈岱孙先生的肯定（2）。而《通史》则是该书基础上的进一步扩展和综合。这种扩张和综合主要是试图在所谓主流经济思想框架内融合另外两条线索，一是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过程，在本书中同样是以三个阶段来划分这一经济思想史演变历程，即古代中国的零星经济思想、鸦片战争后近代中国西学东渐过程中的经济思想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经济思想和政策。二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生演变过程，在本书中主要划分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创理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应用和完善、当代新马克思主义者研究三部分内容。应该数，三条线索总体上仍然是彼此并行，各成系统的，其交汇主要体现于三处，一是主流经济学发展线索和马克思经济学的发展线索交汇与古典经济学思想的回顾和描述中；二是中国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交汇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和理论的回顾中，三是主流经济学和中国经济思想演变主要交汇于“西学东渐”这一部分内容。
就整体而言，本书的最大特色在于“全”，从《汉谟拉比法典》到《邓小平文选》，从柏拉图到孔子，人类文明史上相关的重要经济思想基本囊括于本书中。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指出的，“力求将有史以来的各种经济理论都包容在内。”这种“包容野心”的背后透现的是作者广博的经济学涉猎和深厚的经济学功底。这又是与作者长期以来坚持不懈的学术追求和平静笃实的治学态度密不可分的。
本书的另一特色在于“融合”。《通史》是国内第一部融合“古今中外”经济思想的经济思想史著作。以往国内的思想史（包括学说史）在三大经济思想（主流经济学思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思想和中国经济学思想）路径上是分别进行的。而且，在通常的经济思想史体系内，中国的经济学思想是被边缘化的，而在90年代以来的经济学发展潮流中，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也处在了边缘化的通道上。而在本书中，将三者按照一定的时序逻辑进行融合，其整体主义（而非西方中心主义）的视角，无疑是值得称道的事情。
谈到整体主义，我们不得不论及思想史视角下的“加法情结”，也就是对于“融合”更多思想观点的偏好。因为思想史的目的在于构建一个思想的“历史统系”，这个历史统系的意义在于使这些思想成为本学科或者是本学派赖以炫耀和自信的资源。因此，正如葛兆光教授所说的，思想史的作者们常常采用“习惯的递进式写法” ，“常常希望寻找一些超常的东西，用这种充满变化和发展的思想连缀成进化的历史，这样不仅可以书写一个向上的思想轨迹，也可以证明当下思想的合理性，因为按照这种变化轨迹，过去是那样的，今天的思想就很自然地应当是这样的。”（3）。因此在许多写思想史学者的潜意识里都存在着这样一个“情结”，即尽量多的寻找思想的历史渊源，找他人之未找。因此，书写思想史就理所当然的落入了“看谁寻找到的历史渊源更加丰富”的评判框架中。说是一个“情结”，那是因为，大多数思想史学家都期望着在前人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更为包容性的框架，来不仅涵盖前人已有的框架，而且涵盖前人之所无。这种研究的逻辑起点和价值判断已经根植于研究者的内心深处。
这种“加法情结”下的研究对于为更为全面的展示思想演变的历史无疑具有相当积极的意义。首先，可以有效避免在思想现状里探索的缺乏方向感。因为现状的思考在缺乏历史视角的支撑时容易落入“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境地。每个学术领域，“任何时期存在的问题和使用方法都包含过去在完全不同条件下的工作成就，而且仍然带有当时留下的痕迹。”（4）探究这些历史痕迹，就可以使得现有理论的逻辑在时序上进一步完满。这种完满性程度，显然取决于所提供和展现的思想历史的完善程度。其次，正如熊彼特所言，“经济思想史时有关经济问题特别是有关公共政策的所有意见与愿望的总和，而公共政策是与特定时间与地点浮现于公众舆论中的那些问题有关。”（5）审视各种不同思想产生的土壤以及在这种土壤上的思维方式，无疑是人类认知欲望对于学科索求的最高要求。尽管我们不期望在历史思想的“加法”过程中完整展现这些思维方式，但是就其为后学者提供进一步研究平台而言，是大有裨益的。再次，比起“加法情结”，更多的人更多的时候受支配于“乘法情结”，即钟情于提出新的自我理论创见。思想史线索好比是一个“公共池塘”，任何人都可以加以使用。但是，我们之所以经常看到“乘法情结”下的同水平的循环研究，除了作者的创见和灵感之外，赖以思考的这个“公共池塘”的局限是至关重要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提供更多的历史思想素材，构建更大的“公共池塘”，是推动学术研究的内在要求。但是在涸泽而渔的研究困境中，这种基础工作由于本身的高投入和低回报依然受到人们的漠视，这不得不说是一个遗憾甚至是危机。《通史》的出版应该是这个局面扭转的开始。
古人有言：盛世修史。意思是说，在社会安定的时候更需要研究历史，通过那些“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也。”（6）经济学产生在不到230年时间里，已经由起先哲学和政治学的附属物发展成为时下人文科学的“霸主”，依赖的是经济学本身的简洁假设，和富有逻辑性的分析能力和解释能力。其强大的分析方法已经渗透到政治、法律、历史、道德、伦理甚至生物等领域的研究中。对此，狂妄者有之，怒斥者亦有之。历史恰恰是一面镜子，在经济思想历史演化线索中，或许我们会以更为平静和严肃的心态去看待学科的交融。柯林武德（1946）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想要了解前人，就要了解他的想法，只有了解了历史事实背后的思想，才算真正了解了历史。我们无法深究这历史哲学背后的深奥道理，但是一个俨然自明的道理是，只有在历史的回荡中体会经济学形成如今局面的内在原因，我们才可以在知识爆炸的现代社会继续发扬经济学的真正魅力，继续为我们探究“非我世界”提供有力的工具。对此，留给我们的不应该仅仅只有期待和赞叹吧！
（1）张旭昆，2001，《思想市场论——分析知识产品演化的一个模式：以经济学为例》，浙江大学出版社。
（2）参见陈岱孙先生为该书所做的序。蒋自强，张旭昆，1996，《三次革命与三次综合——西方经济学演化模式研究》，上海人们出版社。
（3）参见梁枢、葛兆光：《思想史的视野——关于<中国思想史>的对谈》，载《光明日报》。
（4）熊彼特，1980，《经济分析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中译本，第17页。
（5） 同上，第66页。
（6）梁启超，1921，《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十三，第8页。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