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经验的中小投资者，在1996年和1999年两波牛市“狂潮”后大量进入股市，他们成为各类证券咨询机构瞄准的目标。　　Phototex

　　
　　□本报记者黄河 　
　　在以缺乏经验的中小投资者为目标的“咨询生态链”里，从咨询公司及其合作者，到有合法资质的节目制作单位，再到一些地方媒体，甚至短信发送机构，都被一条或明或暗的“利益之链”紧紧地绑在了一起，形成了一个关系紧密的“利益共同体”
　　　
　　命运游戏
　　进入七月份以来，严雨已经不止一次陷入失望乃至绝望的情绪中。
　　电话里，严雨的语气平淡而疲惫，他说他已经很久没有睡过一个好觉。
　　一切都是从半年前的那个电话开始的。
　　像周围的许多人一样，严雨也在业余时间炒炒股，几年下来小有斩获，因为炒股，所以严雨平时也会看一些电视中的股评节目。而其中深圳某证券咨询公司制作的股评节目是他的最爱，据电视里的老师说，因为他的会员都是提前布局，获利至少10％以上。2004年他的会员达到了翻番的收益。
　　在连续收看了一个月的节目后，被低迷的股市弄得心烦意乱的严雨终于拨通了电视里所留的联系电话。
　　接线的先生说电话来得正好，今天股市大涨，赶快交钱办手续还能赶得上操作。严雨怯生生地问了一句，“是否可能连6000元的会费都收不回来？”回答是：“当然不会，肯定赚钱！”
　　6000元不算大数，严雨咬咬牙也就交了，“顶多当这两个月炒亏了，我还承受得起”。
　　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严雨按照咨询公司的短信操作了数只股票，略有亏损。同时不断有公司的业务员打电话来劝说严雨加入“高级会员”，因为“普通会员是做长线股票，获利比较慢；高级会员做短线获利快得多”。
　　为了说服仍然处于亏损状态的严雨，业务员还在电话里介绍了所谓“高级会员部总监”的张某和秦某给严雨认识，同时一位自称该公司“首席分析师”的黄天也加入了说客的行列，表示严雨只要加入高级会员，就可以由他来亲自指导操作。
　　黄天当晚发短信给严雨，说自己的会员今天买的是某某股票，第二天该股票果然涨停，在严雨打电话给秦总监要求成为黄天的会员时，秦总监神秘地告诉严雨，“我给你透露一下吧，黄天自己有资金在运作(指做庄)，你要跟他操作必须严格保密，不能泄露消息。”并保证加入高级会员后，严雨的资金能够“三个月翻一番”。
　　被一连串口头承诺与“奇迹”冲昏头脑的严雨随后分两次再汇出3.2万元的会费。但这位“首席分析师”指导下的结果却是大亏特亏。
　　接下来的情节变成了一场闹剧：发觉自己中了圈套的严雨打电话到咨询公司投诉，一番周折后被推到投诉部。投诉部的王经理“义正词严”地将严雨批评了一番，大意是黄天只是业务员，并非什么分析师，你怎么一点分析能力都没有，他们这么做明显违反证券法，公司会严厉处分黄天云云。
　　听完教训的严雨随后提出退还会费的要求，王经理的说法又出现了180度的大转折，表示公司本身并未违反协议，只是“业务员有点夸大”，所以会费不能退还。
　　万般无奈之下严雨找到了自己做律师的亲戚，想看看能否通过起诉讨回损失。律师研究完合同文本后，表示很难，“且不说官司的输赢，光出差取证的成本就够折腾的。”尽管如此，这位亲戚还是按其意愿向咨询公司发了律师函，希望能提醒公司注意。
　　当严雨再打电话到该公司时，得到的回答是黄天已经被开除了。
　　严雨的命运由此陷入一个“死循环”，在经过两个月反反复复的质问、投诉以至哀求无效后，严雨最终想到了死……
　　
　　“话术”陷阱背后的利益链
　　在接到有关投诉资料后，记者以严雨朋友的身份拨通了该咨询公司的电话，一番周折后，前文提到的王经理接听了电话，听完记者介绍严雨的情况后，王经理的解释跟以前大同小异。
　　“我认为，严雨是不了解咨询公司的情况，公司虽然提供建议，但是并不包亏的。他说当时业务员对他如何如何说，但我们的协议上写得很清楚，公司并没有违反协议。”
　　在记者的追问下，王经理承认黄天并非什么“首席分析师”而只是个普通业务员，并表示已经对其作了“严厉处罚”。
　　但在记者获得的资料中，严雨填写的一份申请书上却明明白白写着：“本人申请在保证信息绝对保密的情况下，正式加入贵公司会员，并指定由首席分析师黄天老师直接指导操作。”

　　“这是典型的‘话术’诈骗，每个受骗者的遭遇都一样。”中央电视台资深证券评论员老姜(“老姜信息”及多项证券栏目主持人)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气愤地表示。
　　据老姜介绍，他在去年年底连续做了几期关于证券咨询欺骗的节目后，收到的观众投诉信件就有几麻袋，仅在节目后由节目组转给证监会的就有几百封。
　　“这些受骗者跟严雨遭遇的情况一模一样，表面上说没有承诺，但实际上都有口头承诺，回报还很高，否则不可能拉到那么多会员。”老姜表示，这些设局者的操作模式也大同小异，先在电视上引诱你打电话入会，然后在电话中说得天花乱坠，通过口头承诺让投资者汇款，收到汇款再把合同传真给“会员”。
　　“等你收到合同时，为时已晚，只要汇出去的钱，就很难再拿回来了。”
　　等到会员觉得上当了，要找对方打官司时，很好，把合同拿出来，照合同办事。而在这些已经经过“法律顾问”们字斟句酌的协议里，找不出一句关于投资回报的承诺。
　　这其中的关键在于接电话的业务员能够掌握一套专门针对潜在顾客的“话术”，能够在还没有任何回报、甚至连合同都没见到的情况下，就能将本打算问问情况的投资者“忽悠”晕了。
　　“像被催眠一样，迷迷糊糊就把钱给汇过去了。”严雨这样回忆当时自己的心态。
　　而在记者随后的调查中发现，这一套看似不起眼的“话术”圈套，跟一系列精心策划的“盈利模式”结合起来后，最后产生的竟然是令人瞠目结舌的暴利。
　　据知情人士介绍，前文提及的深圳那家咨询公司去年收入超过1亿元，利润高达6000多万。而这家公司盈利的秘诀就是媒体炒作加上会员制荐股。而深圳证监局信访办去年收到咨询公司会员怀疑受骗的投诉就多达140余起，2004年收入排名前三位的中介咨询机构恰恰是被投诉最多的。
　　一方面投诉频频，另一方面此类咨询节目却仍然在电视、网络等媒体上大行其道，甚至将各地方台自办的证券类节目全部挤出市场。其中的奥妙就在于“利益转移”。
　　记者在采访中获得的一份合同记录表明，在以缺乏经验的中小投资者为目标的这一“咨询生态链”里，从咨询公司(及其合作者)，到有合法资质的节目制作单位，再到一些地方电视台，甚至短信发送机构，都被一条或明或暗的“利益之链”紧紧地绑在了一起，形成一个关系紧密的“利益共同体”。
　　这份由某著名证券节目制作公司内部人士提供的合同记录显示，该节目制作单位一方面以合作或收取现金的形式，与包括上述那家公司在内的十多家咨询机构合作开办栏目；另一方面则以广告互换的方式将节目交给内地数十家电视台播出，而互换所得的广告时段，再卖给不同的咨询机构。同时在为短信服务商提供由咨询公司发出的短信内容时，所得收益再进行分成。据粗略统计，仅与咨询公司合办节目一项，该制作公司每年的收益便高达数百万元。
　　而这一系列收益的最终埋单者，无疑是那些既观看节目，又加入会员并订制短信的中小投资者。
　　该人士介绍，在深圳注册的证券咨询类公司大约有四五十家，但能在该节目制作单位投放节目的只有十来家，“它们都是有资质的。”其他公司或个人再以租用牌照或承包的方式，与这些“有资质”的咨询公司进行合作。
　　而据记者在深圳市工商管理部门了解到的情况表明，目前，工商管理局对证券咨询方面的注册成立并无特别的审批程序。同时对于这些公司的会员制管理，如收费标准或资格审查等方面，也没有明确的规范。
　　
　　变形的会员制与迷惘的分析师
　　当天下午，记者再次拨通该公司里黄天的办公电话号码，在一位女士的帮助下，竟然奇迹般地找到了黄天，记者表示经朋友介绍，想“跟黄老师操作股票”，黄天简单询问情况后，告诉了记者一个新的手机号码，让记者下周开市后跟他联系。
　　周一早晨9点12分，从黄天的手机发来一条短信：某某公司再次提醒您关注，某某置业、某某街，非会员无买卖点勿追高，提前布局下只“有望涨停”黑马，咨询本机。
　　开市后记者打开股票行情系统，吃惊地发现这两只明显呈现庄股走势的股票竟然已经被连续拉高了数天，如果此时买入，无疑要做一回“冤大头”了。
　　“这就是它们的另一个暴利之源，所谓的咨询机构或分析师与庄家合作，让他们的会员来接庄股的盘，这已经不是欺骗了，明摆着就是一种屠宰！”老姜说。
　　据业内人士介绍，这种跟庄股的合作里边还有不少“玄机”，因为许多会员制的咨询公司都有不同的会员级别，这种级别的区分一般取决于会员交纳的会费多少和资金规模。
　　会员中的最外围的一般称为“短信会员”，他们往往是在股票被庄家拉升以后才能收到信息，就像记者从黄天处收到的短信，按此操作只能做个“埋单”的冤大头。
　　短信会员之上就是所谓的高级会员，他们的资金一般在十几万到几十万之间。庄家在拉抬某只股票中途，就会通过机构通知这些会员，利用这些会员的资金为庄家“抬轿”，同时会员本身如果手脚快些，也能赚一点。
　　高级会员之上才是真正的核心会员，资金量一般在百万级以上。庄家一般在启动时就会告诉这些会员，因为他们的资金是真正具有推动力的资金，可以替庄家减轻不少前期拉抬中的资金压力。
　　如果操作顺利的话，核心成员一般在一两周内就能获得数百万的收益，而咨询公司则既拿庄家的提成，又收会员的会费，两头通吃。
　　“作为证券咨询业来说，会员制本身有它的优点，但走到今天这一步，已经彻底变形了。”老姜这样告诉记者。
　　对于这一变形的过程，咨询业内的人士感受更加深切。一家著名证券咨询机构的副总经理在向记者谈及她这几年来的体会时，用得最多的一个词就是“迷惘”。
　　“有时感觉很伤心，但这种伤心还不是像客户那样因为投资损失，而是因为从事这种职业，对职业本身的迷惘。”
　　这位从1992年便进入咨询行业的资深分析师告诉记者，从1996年开始，证券市场中就出现一个越来越明显的趋势，那就是“弱势群体的比例越来越大”。
　　在她的记忆里，1996年以前因为市场很小，当时的投资者一方面显得更加专业，另一方面也属于“手里有闲钱”的一批人。
　　但在经历了1996年和1999年的两波牛市“狂潮”后，越来越多下岗、失业的人士开始把股市当成了最后的希望———她认为，从那时开始市场就陷入一个误区，那就是没事的人、找不到工作的人，或者老人去炒股票，股票市场中的弱势群体规模越来越大。“这一批人在市场上挺多的，虽然他们的资金数量不大，但是一个人可能就影响了整个家庭，一旦亏损，离婚的、自杀的都有。”
　　由于公司的名气和她的资历，常常会有一些内地机构请她去做投资咨询讲座，她注意到从1998年以后，在讲座最前边坐的，听得最认真的，大多数都是老人。“我有时候忍不住就会提醒，股票真不是什么人都能做的。请我去讲课的人就很着急，你这不是替我赶客户吗？”
　　她认为，今天在咨询业内留下来的一批“老人”，更多的是凭着一种信念在坚持，“因为我们相信这个市场会有恢复的一天，而我们这个职业也永远存在着市场需要，并且最终能够对社会产生一些正面的引导作用。”
　　与此同时，她也并不讳言市场上确实有一些机构和“大户”，即使在市场低迷的今天，也能凭着超级短线的炒作获得暴利。
　　“但他们已经不能跟普通投资者相提并论了。”这家至今没有加入“电视营销”大潮的咨询机构副总说。
　　
　　“灰色地带”的无奈
　　从周一到周五，虽然大盘指数持续上升，黄天陆续推荐的数只股票却在推荐后一两天内全部下跌。对此，他在电话中的解释是：“大盘虽然在拉升，但个股风险很大。因为都是些庄股在拉升，我们也介入一些庄股，这些股票下跌前我们就会通知会员抛出。”
　　就在记者采访期间，黄天所在公司的王经理打来电话，表示严雨向深圳证监局投诉的材料已经转到公司，并约记者前往公司见面。
　　当记者次日下午与朋友依约来到位于某大厦16楼的公司总部时，在一间类似传呼或声讯台的大厅里看到，近百名公司员工正在各自的电话机前与客户交谈。同时还有十几名年轻人坐在大厅旁的沙发上，据他们说是前来应聘业务员的。
　　王经理表示，违反公司规定的业务员已经被开除，而跟他合伙欺骗严雨的秦总监和张总监(其中一个是业务经理)，“也做了同样的处理。”
　　而关于退还会费的问题，他表示公司领导在咨询了法律顾问的意见后认为，黄天的违规甚至违法行为只属于其“个人行为”，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如果业务员要去杀人放火，难道也要公司承担责任？”王经理胸有成竹地反问记者。
　　“你想想公司每天的支出那么大，几百个业务员的长途电话费，再加上十个电视频道的播出费用，每家每年都上百万，还有专家的工资，业务员的提成，打开门就要钱。你亏损了说退就退，那公司自己的亏损怎么算？”
　　王经理表示，从个人角度而言，他也很同情严雨。他希望记者转告严雨，既然损失已经造成了，“就要像个男子汉那样承担起来。”同时也希望严雨不要再四处告状或者投诉了，“作为个人而言，你从资源和时间上都跟公司耗不起。”
　　“这种做法的本质是欺诈，而不是什么投资技巧。而他们之所以敢这么做，就说明他们的目标群体就是那些容易上当受骗的边缘人群。”老姜说。
　　而在严雨的律师朋友发出的律师函中，同样提到：“如林先生所述属实，贵公司轻则构成民事欺诈，重则涉嫌诈骗。”
　　但在记者向公安部门了解有关法律规定时，却意外地得知，如果受骗者以“诈骗罪”罪名向公安机关报案的话，很可能无法立案。
　　“严雨的损失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公安部门的一位人士向记者解释道，“一是炒股的亏损；二是他所交纳的会员费。而从诈骗罪的立案要件来说，必须包括财物转移和所有权变更使得‘非法占有他人财物’这一结果发生。而严雨损失的这两部分都无法套上其中的规定。”
　　“当然，如果抛开当事人的经济利益，只考虑这种现象对社会秩序的危害的话，可以参考证监会发布的行政法规《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第七条和第八条，严重的话可以考虑刑法第181条规定的‘编造并传播证券、期货虚假交易信息罪’和第二款‘诱骗投资者买卖证券、期货合约罪’。但这就涉及到其行为的危害性到底是行政违法还是刑事犯罪的问题，要结合证券监管机关的意见具体个案具体分析了。”
　　但据司法界人士介绍，“编造并传播证券、期货虚假交易信息罪”这一罪名从制定至今，尚未有过真正定罪的案例。“因为从司法角度而言，像证券市场这样的专业领域，司法部门的立案与定罪都要以相关监管部门的判断和处置为前提。也就是说，只有证券监管部门把有关人员或机构以此罪名移交公安机关，公安及司法部门才会进入立案程序。”
　　记者就相关问题向证监会新闻处发出采访提纲，截止到发稿前尚未收到回复。
　　就在采访结束之际，黄天于7月30日下午发来短信，“新一轮中级行情已确立……下周将建仓一支冠军个股(超越飞乐音响)，优惠仅剩最后两天。”
　　当记者回短信表示有意入会后，黄天于次日一早发来的合同上，甲方名称赫然写着“深圳某某公司”，与严雨收到的一模一样。而就在三天前，该公司王经理还言之凿凿地告诉记者，黄天已经跟其他两个负责人一起“被公司开除了”。
　　与此同时，严雨依旧不屈不挠地进行着他讨回会费的尝试。
　　8月1日，王经理给严雨打来电话，要求在严雨写下对该公司的“感谢信”和不再到有关部门投诉的“保证书”的情况下，“出于人道考虑”退回部分(大约两万元)会费。
　　“我没有更多奢望，只希望能讨回会费，减少一点损失。”严雨在电话中告诉记者，医院已经安排他明年上研究生，这意味着未来两年里他除了只能拿基本工资外，还得再交2.4万元的学费。
　　但是，写“感谢信”和“保证书”的要求又让严雨非常踌躇。
　　严雨只觉得自己似乎做了一场噩梦，可是面对着残酷的现实，他甚至不知道自己应不应该，能不能够醒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