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流通考验国资控股底线　
　　股市改革倒逼国资改革

　　本报记者　汪生科　上海报道
　　　
　　第二批试点中有国资“进”的企业，也有国资“退出”的企业，大盘扩容的主要力量正在于那些“退出”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但是，它们所处的行业也正是国资部门在国资进退哲学中最难把握的地方。
　　　　

　　悬念未解
　　6月21日晚上，从国资委开完会，第二批试点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高管陆续离开了北京。
　　回到公司后，某上市公司一位与会高管传达了国资委的会议精神：
　　一、要认识到这次股权分置改革的重大意义，要从改革全局出发，支持股权分置改革工作。
　　二，要积极稳妥地部署股权分置改革工作。国资委在会上透露，第二批试点结束后，不会再搞试点了，以后股权分置改革将全面推开。
　　三，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股权分置改革，要保护流通股股东的利益。不过，国资委提醒在座的上市公司，在权衡送股比例给流通股补偿时，要考虑到国有资产这一块。
　　“国资委再次强调，大股东在对价补偿时，要坚决防止内幕交易的利益输送，损害国有资产利益的行为。”上述与会人士向本报透露说。
　　本报记者获悉，外界所关注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持股底线问题，国资委在会上并没有明确，只是说“要合理确定持股比例”。
　　此前的6月17日，国资委发布《国务院国资委关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这份文件的核心，就在于强调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最低持股比例。
　　在这个问题上，国资委划分了三种情况：一种是在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在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以及国民经济基础性和支柱性行业中，要保证国有资本的控制力，确保主导地位；第二种是属于控股股东主业范围，或对控股股东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要根据实际，研究确定最低持股比例；第三种是对其他行业和领域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要“进有为、退有序”，合理确定最低持股比例。
　　但国资委对这三类公司如何划分、进退的行业和领域没有做出进一步的说明。市场悬念仍然没有解开。
　　根据市场上统计，目前沪深两市共有上市公司1391家，总股本7485.83亿股，国有股总数3701.80亿股，占总股本的49.45％。
　　从上市公司的行业分布来说，国有股在煤炭、石油、有色金属等采掘业上市公司中最集中，统计的23家公司中，国有股占总股本比例达73.51％。其次是电力、煤气及水生产供应业，国有股占比为56.14％。金属与非金属制造业，国有股也占50.80％。显然，国有股在这些行业处于绝对控股地位。
　　市场认为，上述行业对应于国资委划定的第一类公司，即“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在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属于国资委做强做大范畴，国资委绝对控股。
　　但对其他非国计民生的行业来说，国有控股股东最低持股比例该是多少，市场就不甚了了。
　　
　　进退哲学
　　国资在哪个行业退，哪个行业进，是困扰国资改革的一个长期问题。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对此也颇显无奈———“人家老逼我，说谁进谁退？我说不好说。”李荣融在最近的一个会议上透露说。
　　不过，对地区性的支柱产业，要发挥好国资的主导力量，却是国资委主任李荣融的一个鲜明观点。
　　“国资进退要和城市发展、功能定位挂钩。”李荣融说。
　　上海组建锦江、百联两大集团，就被李荣融视为典范之作———虽然都是竞争性领域，但因为世博会和上海四个中心建设需要，国资进入，能发挥主导作用。
　　“手里没有储备，怎么来稳定社会？”李荣融反问道，“真正能调动的，只有国资经济。”
　　对此，李荣融颇有感慨，他说出了他身边的例子。
　　他的亲属有一次在上海打车，学着用上海话招呼出租车司机。司机跟她说，你不用上海话，我们也不会歧视你。
　　“上海出租车为什么能够这样规范，就在于有强生和大众两家国资主导企业。”李荣融总结说。
　　李荣融接着说，而我国个别大城市，尽管政府多次要求提高出租车行业水平，但还是得不到大的改善。李荣融认为，这是因为一个城市拥有国资主导力量，一个城市是“散户”。
　　不过，在这位国资委主任看来，国资进退比例并不是一成不变———国有经济如果没有活力，更谈不上控制力。
　　“我经常说的一句话：谁影响谁。如果你影响不了别人，别人老是影响你，你就要退出。”李荣融说。
　　遵循这种思路，国务院国资委正致力于对监管的170多家央企进行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以此为抓手提高央企的竞争力。那些不能进入行业前三名的企业，将会被退出———按李荣融的说法，这个名单将只“保留下80～100家企业”。
　　
　　退出通道受阻？
　　第二批试点的42家公司中，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有19家，有电力、钢铁、交通运输业，也有房地产、食品零售业。国家股最高占到77.86％（宝钢股份600019.SH）；最低是22.88％（农产品，000061.SZ，主营食品、饮料、烟草和家庭用品批发业）；还有银鸽投资（600069.SH），国家股占39.26％（主营造纸及纸制品业）。
　　显然，第二批试点中有国资“进”的企业，也有国资“退出”的企业。不过据记者了解，对第二批试点公司来说，眼下最大的问题，主要还是对价补偿的标准问题。
　　“持股比例要报到省（市）国资委再定，省一级国资委批过后，再上报到国务院国资委。”试点的一家上市公司人士透露说。
　　而一些省国资委对此问题没有一个明确的态度。“最低持股比例是多少，各个省的情况不一样，要个案审批，不可能一刀切。”一位省国资委产权处处长说。
　　不过，按照市场逻辑，在这场股权分置改革博弈中，流通股股东希望非流通股股东持股比例越高越好，显见的理由是，非流通股股东减持，将会导致市场的扩容（上海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有限公司两位分析师李蓉和徐妍根据她们的估算，如果所有公司进行股权分置改革，在满足国资委最低控股比例的基础上，第二年和第三年按照5％和10％的最大减持比例，市场总的资产供给将在600亿和800亿）。
　　一般来说，国有股减持的主要来源在于国资委划定的第二类和第三类公司，即自然非垄断性的行业（当然，第一类大盘蓝筹上市公司中的二股东、三股东等小股东减持也是一个主要来源）。这类公司占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大部分，它们所处的行业也是国资部门在国资进退哲学中最难把握的地方。
　　在目前的国资改革氛围中，这类公司何去何从，将极大影响我国国资改革进程。
　　一方面，大盘扩容的主要力量在于那些“退出”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因为按国资委的逻辑，该“进”的公司持股比例会严格限制在一个高位上。
　　而另一方面，非流通股为获全流通，要对流通股进行对价补偿。但是按照市场逻辑，“退”的公司非流通股比例不高，支付对价就相对较少，“进”的公司大多是蓝筹公司，他们付出的对价补偿最高。
　　这样，造成的一个结果是，国资该“进入”的做优做强的上市公司将为国资“退出”的上市公司买单，出现“劫富济贫”情况，跟国资改革“有进有退”的本意相悖。
　　因此，当股市改革上升为国家的一项战略的时候，国资委能否经受住市场的压力，国资从上市公司中的退出通道有多大，是个伟大的考验。